2019年6月23日下午，“公法與治理”青年講壇第十四期在研究生院科研樓A913會議室圓滿舉行。本次論壇由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行政法研究所主辦，主講嘉賓為鄭州大學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鄭磊副教授，論壇主題為“《行政複議法》第三十條評注與反思”。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畢洪海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伏創宇副教授、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行政法所蔡樂渭副教授為本次講壇與談人，參加講座的還有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行政法所張冬陽老師，以及來自校内外的學生三十餘人。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成協中教授主持了本次講壇。

鄭磊老師的報告主要讨論了《行政複議法》第三十條的立法形成、第三十條第一款之解釋、第三十條第二款之解釋和《行政複議法》第三十條内涵變遷的制度反思四個方面的内容。首先，鄭磊副教授從《行政複議法》第三十條在行政複議和行政訴訟法律适用中的争議出發，提出應當對該條涉及的規則、學說和典型案例進行整理，以便為法律實踐提供準确、高效的指引，同時也為行政複議法修改提供重要參考。

其次，鄭磊老師追溯了《行政複議法》第三十條的形成過程。鄭磊副教授認為，該條的形成經曆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94年之前，自然資源權屬處理決定類行政案件未被明确納入行政複議受理範圍。第二階段是1994年《行政複議條例》修改之後，行政機關對土地、礦産、森林等資源所有權或者使用權歸屬的處理決定被明确納入行政複議受理範圍。第三階段是1999年《行政複議法》頒布之後，該法第30條正式确立了自然資源權屬處理決定類行政案件的複議前置規則以及特殊情形下的複議終局規則。

再次，鄭磊老師以最高人民法院法釋［2003］5号批複、[2005]行他字第4号答複、[2005]行他字第23号答複為中心，詳細分析了最高人民法院及其行政審判庭在解釋《行政複議法》第三十條第一款、第二款過程中運用的解釋方法和論證理由，并讨論了部分高級人民法院對上述解釋的偏離，以及《行政複議法實施條例》第25條對行政複議法第30條的發展與完善。

最後，鄭磊老師提出，對行政複議法第30條進行法律重述有其難以克服的局限性，修法是解套之本。具體而言，在行政複議法修改過程中，應将30條第1款中的“具體行政行為”明确為“行政裁決”，将第2款中的征地決定是否可訴問題留給《土地管理法》和《行政訴訟法》解決。

近一個半小時的精彩演講之後，畢洪海副教授、伏創宇副教授、蔡樂渭副教授分别進行了評議，并分享自己的思考和觀點。

畢洪海副教授分享了四點思考：第一，關于主講人梳理的法院對《行政複議法》第30條的解釋，這是主講人本身關于“法院為何這樣解釋”“采取了何種解釋方法”的解讀，而實際上法院的答複自身就應說理，而不簡單地指示下級法院。第二，《行政複議法》第30條的解讀，即判斷複議終局或者複議前置的問題時應當考慮不同制度的功能設定問題，可以結合行政機關與法院所掌握的資源、程序條件和審查效果考察制度演進的邏輯；第三，主講人所提到的無論是重述建議，尤其是第一款，雖然明确為“裁決”，但歧義總是會存在的，不可能被完全消除。學理上讨論的重點在于，不宜将法律上普通的用語簡單轉化為一種制度，行政行為類型化的方向應該看到其背後的制度功能，而非簡單的分類。第四，法律解釋的方法和結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取決于解釋者是誰，不能簡單地預設唯一正确的答案；就解釋方法而言，優先去看文本解釋，并不代表文本解釋的效力在任何情況下都優于其他解釋。

伏創宇老師提出兩點意見：第一，在研究方法上，主講人采取的整體法教義學方法，是一次很好的探索，其研究方法值得肯定；第二，從本篇報告的内容來看，針對某一法律條款的評注是一個很好的嘗試，但報告的問題意識應當更加明确，還需要提煉出一個清晰的學術命題。

蔡樂渭副教授分享了三點思考：第一，從條文本身來看，行政複議法第30條的表述如此明确清晰，似乎并無解釋的必要，但在實踐中卻如此歧義叢生，我們需要反思為什麼法條的字面含義、法條的本意和法律适用之間差距如此之大？第二，有必要進一步思考司法解釋的功能。很多時候，最高人民法院不僅是在解釋法律，同時還在創制法律。在法治體系尚不健全的時候，法院所發揮的“創制法律”的功能值得肯定。但是從長遠來看，創制法律的角色不應當由法院來扮演，應當形成一個協調的釋法體系；第三，報告人在結論部分提出修法是最終的解決之道，過于倚賴理想化的立法過程。

成協中教授總結了如下四點：第一，主講人所展示的“法條—案例—文獻”三步走的研究方法為我們寫論文做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範本，隻有在完成這三步之後，我們才能找到一個比較好的切入點；第二，主講人所采取的曆史方法提醒同學們，在看法條、規範時不能想當然，不能隻從法條本身出發，而是要重視法條的由來以及在此過程中産生的争議。第三，主講人提到的“概念叢林”問題，可能主要不是一個立法能解決的問題。立法和行政實踐中的概念必然是五花八門歧義叢生的，如何分析和歸納這些不同概念的法律意義，是學術界應當完成的工作。學界應當對不同類型的行政行為進行解釋、歸類，從而為立法、執法和司法提供理論支撐；第四，主講人通過曆史地追溯以及考察不同部門的解釋立場，來探尋第30條的真正意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其最後作出的“修法”的回應似乎過于遷就現實。在劃分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的糾紛解決權限方面，應當重視不同機關背後的制度能力。無論是立法機關在立法中表達的立場，還是最高法院對立法的解釋，都不能違背和超越不同機關本身的制度能力。法學的使命不應當僅僅是通過條理化的方式将既有規範整合，而更應揭示規範背後的理論與價值沖突，借鑒德國法上的功能适當理論來尋求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權限分配的妥當路徑。學者在其中可以而且應當扮演更加積極的功能，而不是被動接受立法者、司法者已經表達的權限分配立場。

最後，講座在大家的掌聲中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