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3日晚上七點至九點半，“京薊公法論壇”第十八期“自然法傳統中的輔助性原則——從阿奎那到菲尼斯”講座在學院路校區科研樓A913成功舉辦。本次講座由同濟大學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副教授、同濟大學法哲學研究中心主任吳彥主講，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講師馮威博士主持，清華大學哲學系範大邯副教授、西南政法大學行政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暨監察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楊天江副教授、北京化工大學文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講師趙靜博士與談。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鄭玉雙副教授參與講座。講座在線下和線上同時進行，線上有五十多名聽衆參與。

在講座中，吳彥副教授主要就輔助性原則的思想史脈絡進行勾勒，并就輔助性原則的基本要義作出概括。

吳彥副教授首先指出，理解輔助性原則，可以從該原則在自然法傳統和實踐哲學中的位置切入。自然法作為學說主要包括倫理學、政治學、法理學三大部分。對輔助性原則的研究歸屬于自然法的政治學讨論，關涉政治權威的縱向配置，與分配正義理論存在密切聯系。

關于輔助性原則的含義，吳彥副教授指出，“輔助性”一詞源于拉丁文“subsidium”，字面意思為“幫助”或“輔助”，即在他人需要幫助時給予其幫助。輔助性原則包含若幹内容：其一，輔助性原則對于社會秩序不同單元的基本看法是，個人、共同體以至國家都無法實現完全意義上的自給自足，因此需要他者輔助；其二，在主體自身能夠掌控的範圍内，上位組織不得予以幹涉，因為輔助性原則在一定意義上依賴于三個預設，一是人可以控制自我，二是人與人必然組成共同體，三是政治權威和政治共同體在場。

吳彥副教授談到，由輔助性原則關于人的預設和關于社會的預設，可以将該原則的産生追溯至亞裡士多德及阿奎那。亞裡士多德在《政治學》第2卷第2章中對人的本性和城邦的本性進行追問，批判了柏拉圖的觀點。阿奎那進一步提出，人不僅是天生的政治動物，還是社會的動物、婚姻的動物；在阿奎那的體系中，規模更小的組織，比如家庭共同體、經濟共同體，亦占一席之地。另外，阿奎那區分了兩種整體：秩序的整體和絕對的整體。

之後，吳彥副教授具體介紹了意大利天主教學者路易吉·塔帕雷利（Luigi Taparelli）在《建立在事實基礎之上的自然法的理論研究》（Saggio Teoretico Di Dritto Naturale Appoggiato Sul Fatto）一書中提出的創造性觀點。在這本書中，塔帕雷利發展了一種跟現代思想相兼容的新托馬斯主義的自然法理論。他認為，社會不僅是由個人組成的，也是由各種各樣的更小的社會或聯合體組成。由此，塔帕雷利提出，政治學不僅是一門關于個人和國家的科學，也是一門關于次級社會或次級聯合體的科學。某種意義上，輔助性原則正是要完成這樣一項工作，即挑戰霍布斯以降的政治哲學傳統中的“國家—個人”二元框架。塔帕雷利使用複句隐喻解釋不同“社會”之間的關系，聲稱每一種類型的社會都有獨屬于自己的使命。除此之外，塔帕雷利還闡述了一種同源學說：領域主權理論。

吳彥副教授提到，教宗庇護十一世發布的重建社會秩序的通谕，即體現對塔帕雷利思想的繼承。随後，吳彥副教授闡明輔助性原則與康德哲學的契合性所在：康德認為人具有“非社會的社會性”，并且，康德很少談論“主權”這一概念。

接着，吳彥副教授就輔助性原則學說的構成進行概括：第一部分是對人（person）的界定，沿襲阿奎那的經典定義，強調人之理性與人之絕對優先；第二部分是關于社會的本體論，即社會是一些不同的共同體，是一種輔助性存在，輔助“人”實現個人欲求；第三部分是對“均衡”概念的描述， 耶夫•西蒙在《權威的性質與功能》一書中讨論了自主性原則和權威原則；第四部分關涉“非吸納原則”，簡單來說，上位的團體或組織應當讓下位的團體或組織充分發揮其獨有功能，而不而不是取消它們。

最後，吳彥副教授基于形而上學和生物學的觀點，提出從“邊界”的概念來理解輔助性原則。

在與談環節，範大邯副教授就輔助性原則與自主性或自律的關系問題，提出兩點：從康德的自律原則出發，或許可以得到這樣一種觀點，即個人和個人尊嚴具有絕對性，在這個意義上自律原則與輔助性原則有相當的兼容性；另一方面，鑒于康德的法哲學既涉及個人、也涉及國家，可能無法基于康德的法哲學觀點得出消極意義的輔助性原則。範大邯副教授進一步指出，就1931年教宗發布的“四十年通谕“以及赫費教授（Otfried Höffe）的相關闡述來看，輔助性原則的核心可能在于個人的絕對性。

 
   楊天江副教授就輔助性原則的内涵和發展發表如下觀點：其一，輔助性原則也被稱為輔助功能原則或輔助責任原則，該原則的内容，按中國人的說法就是不能越俎代庖。第二，政治學和倫理學實際具有不同的關切，對輔助性原則的讨論需要注意這種思考方式的差别。第三，十九世紀的學者對輔助性原則的關注有其背景，即法國大革命以來人們面臨的問題是個人應以何種姿态直面國家。鑒于今日國家和個人力量懸殊的狀況不可逆轉，這一問題如今似乎不複存在，這種意義上輔助性原則已成曆史。

趙靜博士列舉了輔助性原則在若幹領域的應用和體現，涉及海牙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刑法的定位、德國的社會救濟制度、德國的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等等。之後，趙靜博士對以下問題表示很感興趣：一是如何從輔助性原則切入理解自然法傳統，厘清自然法的邊界；二是以何種觀點分析集體和個人的關系，是否可能訴諸“手段—目的”框架；三是輔助性原則所表達的由低到高的問題解決層次，是否表達了一種實踐理性的原則，還是揭示了人的某種自然需求，又是否與凱爾森的規範理論形成某種呼應；四是如何把握菲尼斯對休谟的不可知論的回應，菲尼斯在自然法的證立問題上持有何種立場。

鄭玉雙副教授表示，關于輔助性原則的界定和定位，仍有讨論空間，一種讨論方式或許是以清晰主線作為引導，并與現代讨論的問題相銜接。

馮威博士指出，可以進一步予以澄清的問題可能包括：一是對輔助性原則的闡釋是否導向某種元倫理學的讨論，二是所謂的“形而上學—生物學”究竟是何種樣式的形而上學，三是如何解釋康德的法哲學在相關讨論中呈現出的内在張力，四是是否可能以當代的規範理論檢視輔助性原則。

在講座最後，吳彥副教授就現場嘉賓的上述問題以及若幹線上提問進行了有針對性的回應，特别指出讨論輔助性原則的實踐意義與實踐智慧在原則操作層面的重要地位。此次京薊公法論壇圓滿落幕。